涨姿势


我们跟那个为戴口罩道歉的美国运动员谈了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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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以下为鲍比·李的讲述 ]

 

2007年,奥运会前测试赛

口罩是美国奥委会制作和发给我们的,奥委会的医生还教我们怎么戴。当时我们就知道,口罩很重要。

北京奥运会之前,2007年12月,我们到北京,参加正式比赛前的测试赛。几乎每个队员都感染了呼吸道的疾病。我的感觉是,肺部在烧灼,喉咙痛,咳嗽。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比赛。我回美国后一星期才恢复过来。

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。在那之前,我们都对北京的空气没什么了解。

我们觉得洛杉矶的空气已经很糟糕了,所以朋友告诉我们北京的空气不好时,我们都觉得,应该不会比洛杉矶差吧?后来才知道,不是这样。

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空气,有时候是灰色的,有时候是黑色的,有时候是棕色的。所有东西都很难看清,到中午会好一点。有时候,最远大概只能看到100米。

不到半天,我就开始咳嗽,觉得肺部有灼烧感,喉咙很痛。尤其骑车的时候,我完全可以感受到、看到,甚至可以尝到空气的滋味。我还记得下赛道时,我双眼很疼,感觉很可怕。

为了应对北京的空气污染,美国奥委会在2005年还是2006年,就开始研制口罩。据我所知,他们投入了一大笔钱。所以,我们正式使用的口罩是非常高规格的,配置了高流量空气过滤器,保证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呼吸顺畅。

2007年测试赛那次,随行的有一位美国奥委会的医生,他给一部分运动员派发了口罩样品。他要测试口罩的性能,检查运动员的肺功能情况,看我们在那种污染程度下,能不能把状态调整好。

我拿到了口罩。戴上之后,我马上就好了,不咳嗽了,喉咙也不痛了。

他们说,我们应当在比赛之外的任何时候都戴着口罩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

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那趟飞机上,一共有75个运动员,当时只有4个人佩戴了口罩。除了我之外,还有莎拉·哈默 (Sarah Hammer)、麦克·弗里德曼 (Mike Friedman) 和珍妮·里德 (Jennie Reed)。

实际上,美国奥委会要求我们,一下飞机就戴上口罩,甚至在飞机上就戴着,他们想让我们完全与污染的空气隔绝。

在我们之前,已经有工作人员先到了北京。他们告诉我们,北京的空气不太干净。

我很焦虑,害怕自己又会生病。毕竟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我觉得在飞机上连续14个小时戴着口罩太难受,所以下了飞机才开始戴。

我们并没有互相商量要不要戴口罩,只是碰巧我们几个的随身行李中有口罩,就拿出来戴上了。其他运动员没戴口罩,有些是因为他们觉得戴口罩不是特别时尚,看上去有点好笑。

出了机舱,我感觉空气已经没有冬天那么糟糕了。但还是能看到,空气很脏。不过我戴了口罩,所以感觉还挺舒服。

机场里有很多媒体在等我们,我们几个戴口罩的画面立即被各国媒体拍到,传到全世界。据我所知,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关注了这件事,他们的报道也不太友好。

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,我们就被喊去开会。美国奥委会并没有站在我们这边,还指责我们是在政治抗议。这让我们很吃惊。美国奥委会的负责人史蒂夫·劳什 (Steve Roush) 要求我们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,否则就让我们回家。

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报道,说(美国)垒球运动员也有不良反应,但尽管他们也有口罩,却不敢戴。美国媒体完全跟从美国奥委会的口径,他们没有采访我们,就发出了报道。不过这件事情,很快在美国的新闻中淡出了。

事情的传播速度超乎我的想象,16个小时之内,就发酵到极点,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反应。美国奥委会后来决定发出道歉信。

道歉信是谁写的,我不清楚。我根本就没看过那封信。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信的大概内容,我们签字就可以了。

听到这个,我当时就把口罩摘掉了。我很惊讶,也很难过。我对冒犯了中国人而感到抱歉,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思,无论到哪里做客,客人都应该对主人态度友好。

现在回想这件事,我能理解,在奥运会上戴口罩,和日常走在街上戴口罩,可能不是一回事。中国人也会在街上戴口罩,这很正常,但奥运会就不一样了,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加以不同的评价。

中国奥委会没有跟我们谈话,也没有向我们表示过他们的态度。至于中国媒体,我们没有去关注,所以毫不知情。

我们也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。我知道的是,奥运会期间,我们一直被挡在媒体之外,奥运会之后,也没有中国的媒体来找过我们。

我对所谓“冒犯和侮辱”的指责也有过疑虑,但没有花时间想太多。我们几个,也没空去澄清或者抗议。我们私底下也尽量不去讨论这件事,我们只想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。我们是去比赛的,不是去跟媒体交流的。

我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就是去为自己争辩,要么就是认真比赛。

比赛

跟测试赛那次不一样,奥运会期间,我没有生病。但是,骑车的时候,还是能感受到,空气在烧灼我的肺、喉咙和眼睛。监测肺功能时可以看到,各项指标都有下降。

那些天里,北京的确会有蓝天白云,但这不代表空气好。你依然可以闻到、感受到那些污染的空气,感受到它在你的喉咙里。相机里的蓝天白云很美,但它对人的身体来说,并不美。

我最后没有完成男子积分赛。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实力不够。我并没有受到口罩事件很大的影响,因为我努力不让自己分散注意力,不想美好的奥运会经历被毁掉。

但其他的三位运动员,我可以肯定地说,他们的表现受到了很大影响,他们经受了艰难的挣扎。(记者注:莎拉·哈默在个人追逐赛中拿了第五名,珍妮·里德在短程赛中名列第八,在麦迪逊赛中,麦克·弗里德曼和鲍比·李的组合名列最后。其中莎拉·哈默和麦克·弗里德曼是世界级选手。但他们四人都没有得到任何奖牌。)

回到美国

回国之后,我们四个人要求美国奥委会向我们道歉,并辞退当时威胁我们的美国奥委会工作人员史蒂夫·劳什。

美国奥委会最后承认了错误,首席执行官吉姆·谢尔 (Jim Scherr) 给我们四位自行车队员分别发了一封道歉信,承认对这件事处理不当,没有给运动员应当的支持。

道歉信里,他们虽然承认了错误,但同时也用一些说辞为自己开脱。他们认为,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有一些误解,是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去佩戴口罩。但事实上,我们只是做了他们说的。虽然这封信并没有完全表达我们想要的,但还算凑合吧,我们也都接受了道歉。

另外,美国奥委会也修改了关于保护运动员权益的条例,让运动员申诉专员在以后的奥运会中,可以更直接和独立地维护运动员的利益。

一年之后,史蒂夫·劳什因为这件事辞职了。

当我再一次回看这件事情,我依然感到非常不幸,我并不以此为傲。

再回北京

我印象中很少在美国媒体中看到对北京雾霾的报道,我只记得2015年有一条新闻,说北京启动了空气污染预警。

2010、2011、2012年的冬天,我再度去北京参加了比赛。空气质量依然没有改善,甚至比2008年更糟糕。这三次我都没有戴口罩。其中有一次我得了呼吸道疾病,同样是咳嗽、喉咙痛。那是高级别的比赛,我的成绩却大幅下滑。

另外两次我没有生病,但无论生不生病,在污染的空气里比赛,一定会受到影响,从肺功能监测就可以看出来。

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口罩事件,不过我每次来北京,并没有人认出我来。我也没有跟中国朋友聊过这件事。我只跟那些住在中国的美国朋友或者西方人聊过,他们都明白我们经历了什么。

作者:郑嘉慧 责任编辑:李妙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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