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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蒂·史密斯回应:在诺奖典礼上忘词是什么感觉?

那是什么感觉

来源:纽约客

文 | 帕蒂·史密斯

翻译:张诗扬

1946年12月30日,芝加哥,我出生于一场巨大暴风雪的漩涡之中。在父亲大敞着车窗,奋力帮助出租车司机爬行过密歇根湖岸大道之时,母亲分娩了。我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,父亲费了很多心力才让我活下来,他一直把我捧在冒着热气的洗衣盆边上,好让我呼吸。当我七十岁生日那天,带着我的乐队、儿子和女儿走上芝加哥里维埃拉剧院的舞台时,我会想起他们。

尽管在总统大选期间,群情激奋的气氛吞没了我们,我仍试着把12月专注于积极的工作之中,照料家人的需要,为新的一年做准备。但是在回芝加哥之前,我还有2016年的最后一个重要任务要去履行。9月,诺贝尔奖组委会就和我探讨了在颁奖典礼上演唱,向文学奖获奖者致敬的事情。当时获奖者是谁还不为人知。我可以在斯德哥尔摩待上几天,住在一间俯瞰水面的美丽的旅馆里——一个光荣的,值得去闪耀、沉思和写作的机会。我选了一首自己的歌,觉得它配管弦乐团的伴奏很合适。


鲍勃·迪伦和帕蒂·史密斯

但当是鲍勃·迪伦获得并接受了奖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,再演唱自己的歌曲就显得不太合适了。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未曾预到的情况中,内心充满了冲突的情感。面对他的缺席,我能胜任这个任务吗?这会冒犯到鲍勃·迪伦吗?他可是我最不愿意去冒犯的人了。但是,由于已经许下了承诺,我左右衡量,决定演唱《暴雨将至》,这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的一首歌,也是我去世了的丈夫所喜欢的歌。

从那一刻起,我抓紧每一个空档练习,想确保自己能记住和传达出它的每一句歌词。我的儿子就是一个蓝眼睛的孩子,我既愉悦又坚定,对着自己用原调唱着这些词句,一遍又一遍。我决心竭尽所能,完全按照这首歌被创作出来时的原样演唱它。我买了一身新西装,还修剪了头发,我觉得我准备好了。

在诺贝尔典礼的当天早上,我有点焦虑地醒了过来。外面暴雨倾盆,而且还在下得更大。在穿衣打扮的时候,我自信地复习着歌。在旅馆大堂,我见到了一个可爱的日本女人,她穿着正式的传统服装——缀满刺绣的淡黄色及地和服,踏着木屐。她的发型完美极了。她跟我说是来给自己的老板致敬的,后者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,只可惜天气不尽如人意。你美丽极了,我告诉她,无论多大的风雨也无法改变这一点。当我到达音乐厅时,开始下雪。我与管弦乐团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彩排,我有一间单独的更衣室,里面还摆着一架钢琴,有人给我送来茶和热汤。我意识到人们正在期待着我的演出。所有的东西都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想到了我的母亲,是她在我还不到16岁时给我买了第一张迪伦的专辑。她是在一家廉价商店的折扣箱里找到的,用自己的小费买了下来。“他看起来像是你会喜欢的人,”她跟我说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放这张唱片,我最喜欢的就是《暴雨将至》。之后我意识到,虽然我没有活在阿尔蒂尔·兰波的时代,但是我活在了鲍勃·迪伦的时代。我也想起了我的丈夫,回忆起我们一起演唱这首歌时的样子,在脑海中描绘着他那拨弄琴弦的双手。

《暴雨将至》出自鲍勃·迪伦第二张专辑《The Freewheelin’ Bob Dylan》(1963年)。

忽然,时间就到了。管弦乐团在俯瞰舞台的包厢里就座,国王、皇室家庭和获奖者也在那里。我坐在指挥旁边。晚会的程序如约开始。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,我想象着过去的获奖者走向国王,接受自己的奖牌的情景。赫尔曼·黑塞、托马斯·曼、阿尔贝·加缪。然后,迪伦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重重地撞击。在一段感人的授奖词之后,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,我站了起来。就像是在童话故事里一样,我站在瑞典国王和王后,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头脑的面前,带着一首歌,而这首歌的每一行词句都编码似的注入了那位诗人的经验与活力。

开场和弦奏响,我听见自己在唱歌,第一句还过得去,有点颤,但是我觉得自己能定下神来。结果不仅没有如此,我的情绪反而在这样的强度之下崩溃了,完全不受管控,扼住了我。从眼角里,我能瞥见电视摄像机那巨大的臂架,以及台上的权贵和远处的男女。由于实在不习惯这么压倒性的心慌,我无法继续下去了,不是忘记了这些已经成为我一部分的歌词,只是完全无法把它们演唱出来。

这种奇怪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弱或消退,反而残忍地待在我身上不走。我只好停下来,向大家道歉,然后再次尝试在这种情绪中用我的全部身心来演唱,但仍然唱得跌跌撞撞。我自然清楚,歌曲的叙事开始于“我在那十二座迷雾的山边跌跌撞撞”(I stumbled alongside of twelve misty mountains),结束于“但当我开始歌的时候我会清楚我要唱的是什么。”(And I’ll know my song well before I start singing.)当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时,被失败感耻辱地叮刺着,但是也奇怪地意识到,我不知如何竟然进入了,并且真正地活在了这首歌词的世界里。

之后,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,我坐在美国大使对面——一位美丽、健谈的伊朗裔美国人,她负责在晚宴结束前朗读一封来自迪伦的信。她读得完美无瑕,我无法停止的一个念头是,迪伦有两个强壮有力的女人站在他这边啊。虽然一个人支吾颤抖,一个人没有,但都是心无旁骛,只是想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作品。

帕蒂·史密斯在诺贝尔典礼上。

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仍在下雪。在早餐室里,我收到了许多诺贝尔奖科学家的问候。他们对我这大庭广众之下的挣扎表示了欣赏,说我表现得很好。我希望自己干得能再稍微漂亮点,我说。不不,他们回答,我们可不希望如此。对于我们来说,你的表演就像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挣扎的一个隐喻。善意的言辞在那天继续,到最后,我只好接受了我所承担的任务更为真实的属性。我们为什么对工作执着?我们为什么表演?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人们的娱乐和转变,别无其他。歌曲别无所求,创造歌曲的人也别无所求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有所要求呢?

在我丈夫弗雷德去世时,父亲告诉我,时间并不会抚平所有创伤,但是会告诉我们忍受它们的方法。我认识到,这句话对于世间的事情,无论大小,都是真理。遥望未来,我确定暴雨不会停歇,而我们都必须对此有所警备。这一年已到了末尾,在12月30日,我会在我出生的那座城市,与我的乐队、儿子和女儿演唱《马群》。所有我所见过的、经历过和记住的事情都会与我同在,而我感受到的如此强烈的懊悔也会与其他时刻混杂在一起。七十年的瞬间,七十年的生而为人。

来源:理想国imagini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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